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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經過約十年的時間，賓拉登終遭擊斃，若連結早年海珊遭判決絞刑，以及近來北約對格達費的轟炸行動，以美國為首的東方國家，所發動的反恐與反獨裁的戰爭，恍如已經達成，也無怪乎美國總統歐巴馬立即發表聲明，而稱正義已經伸張。惟如此的斬首行動，也裸表露這十多年來，為實現國際正義所創立的國際刑事法院，顯然已經破功。

在追訴種族犯行、戰爭犯罪或可駭主義時，常會面臨諸多困難，以911的可駭攻擊為例，雖然構成如此慘重的傷亡，但由於執行者，已抱持著犧牲的決心，以是已無法為訴追，且真正的幕後者，恐才是追訴的重點。惟由於幕後者，如賓拉登，不僅立足於阿富汗，並以其財富來支助塔利班政權，而能躲藏於國家機器之下，而能免於任何的刑事訴追。以是欲藉由內國法律對其為訴追，顯無法守候，而必須藉由國際勢力的幹預，美國發動反恐戰爭的原由，正在於此，但這種藉由戰爭來找出可駭主義者的方法，不僅使布衣無辜被波及，更可以或許使對獨裁者或可駭主義者的審判，變成一種報復性的器械。以是在此種逆境下，突顯出國際刑事法院常設化的必要性。

在一九九０年代初，所發生的南斯拉夫與盧安達內戰衝突中，皆發生種族大屠殺的情況，在種族衝突期間，國際社會所能給予的過問與副手皆相當有限，隻能在事後，由聯合國先後創立的兩個特別的刑事法院，即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（ICTR） 與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（ ICTY），藉由對屠殺布衣的戰犯為審判，以來宣示國際正義，亦可抗禦避免各國，以行內國審判之名，而行報復之實的瑕玷。

而在此兩個特別刑事法庭為審理後，國際社會逐漸有將之常設化的共識，也因此才有1998年羅馬規約的誕生。而在2002年，由於同意國家已達於創立國際刑事法院的門檻，因此，在2002年7月1日，正式於荷蘭海牙創立國際刑事法院（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;ICC）。

冷戰結束後，蘇聯解體，美國成為世界獨強，其無須再操縱圍堵政策，而以單邊主義的方法來解決國際紛爭，國際刑事法院的創立，反而阻礙了美國的這種行為模式，因某些反美國家，正可操縱此機構來對美國的軍事行動採取法律途徑，就美國而言，無疑的是一種挑戰，以是美國一直盼望羅馬規約有一掃除條款，以抗禦避免美國人因此遭到審判。惟若如此，則羅馬規約所欲守候的公道正義，顯將喪失，但在考量羅馬規約仍必須強國為反對下，最終仍採折衷方案，即國際管轄之使用，隻需在國家管轄權無法針對國際犯罪為訴追時，國際刑事法院才有管轄權，而僅存在補充性，以來失掉美國的妥協。即便為如此，美國仍無法承受。而在美國以外，對於此類議題存在高度遲鈍性的中國、以色列等國，也採取反對的態度，自然也未簽署。

由於美國、中國兩大強權皆未參與，使得羅馬規約的實效性在不足強權反對下，將面臨嚴苛的考驗，就在一九九八年七月各國簽署規約，在同年八月，美國在未有安理會授權下，以飛彈攻擊蘇丹境內的製藥廠，柯林頓政府認為，此製藥廠乃為賓拉登所資助，用以生產化學刀兵，事變發生後，蘇丹政府馬上根據羅馬規約，向安理會，提出收羅柯林頓在內的美國官員之控訴，很顯然的，這個紛爭正考驗羅馬規約的抱負是否能落實。

美國之以是未簽署，除了國家主權的堅持外，即便怯生生美國官員或軍人可以或許因此遭到審判，且給予反美國家一個反撲的機會，這些思考徹底應驗於蘇丹事變中，而在羅馬規約的第一二條，也為了抗禦避免未簽約國規避國際刑法，故規定隻需紛爭國之一屬於簽約國之一，即有管轄權，此規範目标也同樣於蘇丹事變中應驗，惟此規範立意輯穆，但卻無法達成其實效性，甚而在一九九九年，柯林頓還簽署了一項灌注貫注美國人遭到國際法院審判的保護法案，更使羅馬規約在一開始即面臨嚴格挑戰。

副本國際社會在這十多年來，為實現公道與正義，所為的一連串歡暢，在近來東方國家的一系列斬首行動下，恐將化為烏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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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●作者吳景欽，博士，真谛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傳授。本文為NOWnews.com網友供應，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版權為作者所有，請勿隨意轉載。※→吳景欽特區)